两个家庭叛逃者
网络图
“如果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他的内心是一个女孩还是男孩，一开始难道父母从未发觉么？都说父母之爱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到底是仅仅只爱一具流淌着自己血液的身体？还是爱一个亲自看着长大成人的灵魂？”
按照约定，孝林和阿升惴惴不安地赴了约，她们原以为孝林的父母会顾及到血脉亲情，也许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可没想到，家人却打了一张拳脚相加的“感情牌”。
那天街头碰面的状况十分混乱。
三个壮汉冲上来，气势汹汹地要将孝林带走，孝林当然不依。两个人势单力薄，徒劳地反抗。一个被摁在地上不得动弹，另一个被两个成年男人痛殴。还是路人看到，才报了警。
“真是不要脸透了。”后来，阿升这样评价。
一行五人进了警察局，三个大男人殷勤地向警察递烟，两个孩子挂了彩，愣愣地站在一旁。阿升伤重一点：眼镜被打碎了，鞋被踢飞了，脚上全是血，走路一跛一跛的；孝林伤势轻点，毕竟还是自家人。
背后原委太过曲折，孩子们表达的意愿根本没人听，警察只当家务事来处理。他们断定孝林，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定是被人骗了，才稀里糊涂吃了药，离开了家。可能警察也不想多管这档闲事，该放的放，该回家的回家。
警察对孝林说：“你要听你父母的。”
而那三个壮汉分别是孝林的父亲、孝林的叔叔和一位孝林都不知该如何称呼的亲戚。
当时，大人们已经拟好了下一招，他们暗示孝林“已经联系好了精神病院”，并恐吓她：“你要么就跟我们回家，不要再吃药，要么我们就叫精神病院的人来抓你走，我们现在打电话，车子一会儿就会来。”
孝林径直被遣送回家，确切地说，是先被押送到姨奶奶家——他们家族在城里的聚点。父亲家族的主要成员悉数就位，“批判大会”当晚召开。离婚后又嫁为人妇的孝林母亲也到场了，她是当夜会议上表现力最强的那一个。
“别人没有砸我的东西，就是我妈，她砸我的手机、砸我的眼镜，别人在旁边看着。”
母亲的凶态激怒了孝林，气急之下，她上手去抓母亲的头发。旁边不动手的亲友们开始帮腔，“你怎么打你妈！她是你妈————啊！”孝林模仿的这句话的口吻，将“妈”这个字拖得很长，仿佛又认真自我谴责了一番。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特别智障。”
和亲戚们争执了半天，孝林最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其中有一部手机。
那天晚上，叔叔偷偷跟孝林说，“孝林啊，其实我也是被逼无奈，希望你不要怪我，因为我也要面子，你让我们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是被逼的。唉，你阿姨整天都在哭，就希望我赶快去把你找回来，让你不要再吃这个药。所以你不要再走了，你就好好留着。你要是担心你爸爸来欺负你的话，你就先住到我们那边去。”
孝林嘴上答应下来，可当晚和父亲回了家。
第二天，父亲外出，锁了门，仅留奶奶看守。奶奶对发生了什么似乎并不知情，孝林向奶奶要了钥匙，又通过电脑上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
“你可不可以出来，载我一程啊？”她手头仅有一部手机，里面一个电话号码也没有存。
“朋友”来了，在门外。他似乎有点疑惑，猜孝林肯定又闯了什么祸，孝林否认了。这个“朋友”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他说：“我最近欠了好多钱，你要不借我点钱吧。”
电瓶车在前往汽车站的路上开得飞快，孝林坐在后座上。“开快点，开快点，”她一声一声地催促。
母亲也曾开车载着她在这小镇的路上飞驰。
父母分开之后，孝林跟父亲住。小时候，有一次她拉肚子，拉到脱水。她跟父亲说了一整天，说要去看病，父亲不带她去，让她吃松花粉，让她多喝水，结果还是没有用。母亲从大老远开车过来，将她接到大老远的医院。父亲所在小镇的医院是大医院，但母亲不愿意去，特地去了她居住小镇医院。
“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妈她好久没见我了，她希望我在她那边过夜，然后她就把我开到她那边的医院。但当时情形特别紧急，我已经脱水了，快要昏倒了，快要休克了。”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医院，在挂水的时候，孝林身体发麻，意识一点点流失，面前的世界已是模糊一片。清醒之后，她大闹着，“我不要在你这边过夜，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 ● ●
孝林坐在电瓶车后座，用手机上网买了张去水城的票。到了汽车站后，将事先约定好的两百块钱给了“朋友”，然后她在男厕所躲了起来，将门拴紧，一直等到快检票。
长途汽车载着她，载向更加未知的未来。目的地是水城，那里有许多许多跟她们一样的朋友们，而已在那边等待孝林的阿升，此时焦急得快失控了……
孝林记得小时候，自己非常讨厌坐长途汽车。整个小学期间，父母都在闹离婚。08年分居，父亲不死心想要挽回，三天两头带着她坐长途汽车往母亲那边跑。
“长途其实很闷的，很无聊，不像高铁什么的，你坐4个小时也很舒服。会晕车、想吐。”
父亲拉着她去找母亲闹，还在她面前打起来，她像是个被拿来使用的筹码。父亲找了家宾馆，住下来，第二天又像哈巴狗一样跟在母亲后面念：“你快点回去继续过日子。”
“不要，不要，”孝林回忆起母亲的回答。离婚闹了好多年，真正收到法院的离婚传单，孝林已经读初中了。
父亲一直认为孝林成绩差是因为她母亲，母亲没有尽到照顾她的责任就跑掉。孝林觉得不是，“是因为我妈老是打我导致的。”
孝林母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离开他们之后，经济条件反而逐渐好了起来。孝林认为，母亲坚持离婚的原因在于，孝林是个“智障”，是个“傻逼”，“这孩子太傻了，没有前途的。”
“我妈说我爸在外面找女人，我至今都没有看见那个女人，我妈倒确实是在外面找了个男人。”
母亲后来当了厂长，和带着一个男孩的叔叔组成了新的家庭。他们有一所很大的房子。
孝林从父亲家逃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身份证。
去年年末，她们电话联系了孝林家人。她们撒了谎，说要回去过年，但苦于没有身份证，无法坐火车（其实，即便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在火车站办理临时身份证）。家人果然将身份证寄出，在阿升的安排下，身份证被快递到多个中间地址，最终才送到她们手上。可孝林最后并没有回家过年。
通过几次网络联系后，阿升同意接受这次采访。
我们前期通过一款非常小众的app联系，出于安全考虑，这是阿升唯一接受的联系方式。在此之前她问过我用什么系统的手机。
阿升曾匿名在网络上写过一篇文章，分析国内的一款著名新闻资讯类APP，这款软件在后台有很多不必要的小动作，收集用户的信息。
阿升只用虚拟号码，打车一个号码，点外卖一个号码，办银行卡一个号码；她有好几个手机，其中一款是国产山寨安卓机，优点是可以更改手机串号；她刷安卓CM系统，控制APP的使用权限；她将开机密码修改成4乘4的矩阵，图案异常复杂。她的使用习惯是，安卓手机装Google Play上下载的国外APP，国产软件全部装在苹果手机上，关闭一切能关的权限和后台应用刷新。
孝林逃跑的时候，身上唯一的那款手机是阿升给的，据说，用的是电脑的处理器，处理速度很快，缺点是耗电量极大。孝林机灵，在车站临时买了充电宝才避免了路上失联。
为了安全，阿升搭建了一个很复杂的VPN，四层结构，购买国外的服务器，让人无法追踪到她的真实IP地址。在不同的在线账户中，也会用不同的名字，密码是随机生成的字符数字的组合。
她负责安排她和孝林的一切，谨小慎微、不留一丝缝隙，带着一股执拗。
阿升是一名程序员。采访前，她先给我科普了一通信息安全知识，教我苹果手机的隐藏功能——如何查看周围的基站信息。有时候，她也会单纯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这时的她才像个典型的技术宅，冒点儿孩子气。
阿升设计了很多安全方案来防止她们被找到。
这两天，她准备在租的房子门口安装一个监控，控制板上的程序已经写好了，配备有摄像头，无线网模块。为了防止家里被断电，她甚至考虑要加装一套CDMA和电池模块。这念头因为孝林的强烈抗议而没有执行。
阿升曾用过查找手机的功能定位孝林，孝林认为这侵犯了她的隐私。“然而她根本不重视手机里无数个真正在收集她隐私的国产软件。”阿升辩解道。
她们十分小心，避免居住信息遭到一丁点泄露。上一次轻信的结果让她们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所有人都是大数据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可阿升不想顺从地做这样的一滴水。她试图在汪洋大海之中将自己隐藏起来，这对于其他的水来说毫无意义，但这滴水的确和别的水不一样。
阿升和孝林是人群之中极少数的那一拨人，她们是跨性别者，生理性别为男性，心理上却认同自己为女性（缩写简称为MTF）。她们两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私自服用激素类药物，进行激素替代治疗。
激素替代治疗（缩写简称为HRT，圈里采用这种疗法的人彼此称为药娘）让她们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自己的外在性别特征，使之符合自己的心理认知。
“他们”变成了“她们”。
我坐在阿升和孝林的对面，看起来她们就是两个年轻的女孩，谈不上美丽，看上去很普通，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也没有刻意的女性化。
但是，即使在一种不精致的生活状态下，没有化妆，穿着运动衣，也依然能感觉到她们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女性气质。
激素令她们的面部线条变得柔和，脂肪重新分布堆积在胳臂和臀部，皮肤变得细腻，凑近一点可以看到嘴唇上些许半透明的汗毛，胸部微微隆起，和一般女性无异，情绪稳定平和。或许在外人们的眼中，她们只是一对并不怎么会打扮的姐妹。
孝林很小的时候就想做女孩子了，从懂事以来就是如此。
2009年左右，她读小学，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个贴吧，是关于“变性”的。这个贴吧禁止新人发言。那时，她还小，她点进去看，想融入这个群体，想跟她们聊天，但当时的她只能在电脑屏幕后面默默看帖。
贴吧内有相同需求的人已经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用药。
当年，自行采用激素替代治疗的圈子尚处在萌芽状态。大家拿自己做实验，尝试各种各样奇怪的药物，靠感觉摸索剂量，记录不良反应。到了2013年左右，孝林读到初中，这类网络社群渐渐成熟起来，借助更多境外的经验和资料，大家开始吃比较“正经”的药。但当时，她依然不敢参与进去。
阿升与孝林不同，小时候的她并不像女孩，整天玩电脑、打游戏、编程，与一般的男孩子没什么不同。
2011年，阿升读初二，才正式地确定自己有变成女孩的想法。
她从小就有一套自己的行事逻辑，很独立，青春期的到来迫使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这件事。但当时，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极少且偏颇。
她听说，豆浆里面有雌激素，于是大量饮用豆浆，当水喝。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她买了一瓶大豆异黄酮胶囊。这次似乎有点用，但效果并不明显。苦于男性性征日渐显露，她甚至做了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比如用绳子把下面扎紧。
“我巴不得那个该死的地方因为供血不足而坏掉。但实在是太疼了。”
阿升和孝林都认为，勃起的感觉令她们受不了。她们无法控制自己内心对于身体上男性性征与男性性欲的厌恶。
“比如坐在公交车上，包包放在大腿上，车一颠一颠地，它就会自己硬起来，这种感觉好讨厌。”
阿升说，“想要啪啪啪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恶心，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拿着菜刀跑到厕所。”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敢动手，因为害怕动脉大出血。
阿升对男性性欲望十分厌恶，并且有自残的举动。初二，阿升很天真的跟家人说出自己想要成为女孩的想法。但家人以为她在闹着玩，并没有当真。大概在2015年11月到12月的时候，阿升第一次想办法弄到了真正的激素药。
服用三个月之后，阿升去医院检查了激素水平，检查结果表明药是真的，她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下降了。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她们每天服用两种药。
“这个过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体内的雄性激素给干掉，另外一部分是补充雌激素。”
“一个让你萎掉，一个让你胸大，”孝林补充说。
处方药，一盒需要三四百块钱，每片是50毫克或100毫克。卖家声称是土耳其进口。
“这个效果最好，但是它也非常贵，对于那种没有自己独立收入来源的，想买它实际上非常的困难。”
快到吃饭时间，阿升的闹钟响了，提醒她该吃药了。
“因为是激素类药物，人体的激素水平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不按时吃的话可能容易把肝和肾弄坏掉。”顿了一会儿，阿升补充道：“我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根据他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非常不严谨。”
2017年，阿升十九岁，孝林十七岁。
阿升决定不向母亲屈服，她认为，如果选择回家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吃药，但她不能没有药，那还不如让她死。
“我对我妈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我有一分狡猾，那她的狡猾就是五分。”
“如果接着让我像个男人一样地活下去，我会疯掉。”
家里有一个抽屉，平时很少有人会打开，里面全是些乱七八糟的电线、零件、电路板之类的东西。抽屉里有阿升的秘密“金库”——阿升将激素药物，像宝贝一样囤积在一起。
家人临时去抽屉里面找东西，然后发现了药。一个学生怎么会服用更年期妇女服用的药物？
“你为什么要做人妖？”母亲与她大吵两天，两个固执的人谁也无法说服谁。一气之下，母亲将她赶出了家门。当时她刚满十八岁，背包行李被扔到门外，出门前她顺手拿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笔记本，充电宝，手机，身份证。
阿升的母亲是一位公司的领导，她曾经希望阿升长大能当个外交官，小时候整天跟她说：“你以后要出人头地。”
“母亲对我的教育，物质上没得说，精神上零关心。”
小学的时候，阿升的父母离了婚，后来分别再婚。“小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很悲伤，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233。（233，网络用语，大笑的意思）。我觉得这些大人好愚蠢，反正离婚了，是他们丢脸也不是我丢脸。”
“我非常讨厌那种传统的婚恋观和夫妻关系，男的上班，女的带孩子，以及最终的目的不是过得开心，而是传宗接代。”
在阿升心中，父亲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人。一开始，母亲同事偷偷告诉母亲，“看见你家老公跟陌生女人逛街。”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给我造成的恶劣印象，让我比较反感性。”
“你开心，但你不能违反道德的底线。你跟这个谈着呢，背后再找一个，这不是很不道德吗？”阿升说。
九十年代，整个N城的电脑公司掰着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阿升父亲计算机专业毕业，手下经营着电脑公司，业务开展得十分顺利，赚得盆满钵溢。
“摩托罗拉的大哥大，BP机，当时一万多，我家都能买得起。”
阿升生下来，手头的玩具就是电脑。1999年，她家的电脑内存还只有1MB，一个屁股硕大的显像管显示器跟主机捆绑在一起，连Windows 98都运行不了。阿升在上面玩，写简单的程序。而等到她上幼儿园，家里的新电脑都能装Windows XP了。
小时候，父亲修电脑，她在一旁看，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后来的知识都是她自己通过网络学习得来。“当时国内还能用谷歌，搜出来的东西质量很高。”阿升从小上双语幼儿园，英语成绩一直很好，维基百科还能用时，她经常跑到维基上去看各种“好玩的东西”。
“从2010年起，我开始用Linux，我觉得Windows实在令我忍无可忍了，糟糕的软件生态，糟糕的用户体验。”
阿升几乎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网络给予的，这些知识既不来自父母也不来自校园。
“后来到了初中，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每天要学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逃课，开始不写作业。”
在国内，北医六院可以为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开具“易性症”鉴定证明，凭证明才可以到正规医院做激素替代治疗（HRT）或者性别转换手术（SRS）。
阿升对“易性症”这个落后的称呼强烈反对，直接丢出一条维基百科，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中，“性别焦虑”（GD，Gender Dysphoria）取代了被认为有负面涵义的“性别认同障碍”（GID，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她认为自己掌握的是先进和正确的知识，父母的认识体系太过陈旧。
随着电商兴起，很多城市的电脑城都逐渐没落。离婚后的父亲和小三重组了家庭，公司渐渐难以支撑，后来开始变卖家产。父亲有钱的日子过惯了，花钱仍是大手大脚。
“他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装宽带的了。50多岁了，估计脑子也动不过来了。”
父亲在整件事的过程中的反应一直是“不问不理不管”。母亲新找的叔叔也是装作不知道的态度。
被赶出家门后，阿升在肯德基住了一个星期，然后联系到一个朋友。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办公地点是地下仓库，负责为公司搭建网站、维护系统，事情很杂且多。付出与获得并不对等，但没有办法，她没有文凭。
事情暴露之前，阿升原本的人生规划是出国念书。初中毕业后，阿升的应试成绩很糟，读了N市的一所职高，计算机专业。这所职高并不重视应试教育文化课，特别之处是它有国际部。在普通班的阿升因为专科能力突出而被校长选中，校长将她转到国际部就读。
校长很看好她的天赋，希望她能出国深造，去英国华威或者爱丁堡，学校都看好了。
当然，她的英语成绩一直很不错，雅思7分。
小时候，孝林的成绩就不好。当时她所在的乡村幼儿园要学习算术和拼音。“那时候，我特别笨。”等到小学，再接触到算术和拼音，“就像加buff（游戏用语，增强自身能力的魔法）一样”，孝林变得比大家厉害多了。
孝林的母亲很严厉，成绩稍差一点就动手打。这种教育方法适得其反，孝林在小学一年级后期开始产生厌学心理，天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浪”。父母觉得她有多动症，带她四处寻医问药，后来还发展成烧香拜佛。吃了很多药，最后也没什么变化。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给她做了智商测验，结果是148。
孝林整个的学生时代十分黑暗，一边是讨厌的学校，同学认为她不合群，也不爱学习，联合起来排斥她；另一边，则是不断闹离婚的父母。
父亲以前是工厂里的技术维修工人，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工厂倒闭之后，父亲开始走下坡路。一开始，父亲去做协警，“实际上就在那些厂里面守着，跟一个门卫一样只是没有门卫室可以待。”大冬天出门，在室外吹一晚冷风。“就是苦力，其实没什么事。”
后来，父亲辞职加入了一个保健品的直销团队——卖松花粉。雇员们经常互相吹捧：“这个工资很高，这个能赚很多钱，直销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但父亲更穷了，一开始加入，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到现在也才3000元。孝林记得，家里要交网费，父亲连100元也拿不出来，要向孝林开口，借她过年的压岁钱。说是借，当然最后也没有还。
“小学的时候，我们整个班都有点娘娘腔，反正没有人说我娘，因为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并不是特别娘。”
“他们可能是小时候很懵懂，觉得这样很好玩，但我是真的想做女孩子。他们纯粹只是觉得好玩，现在他们也还是男的。”
“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不是常识么？”孝林说。
到了初中，孝林和大家的区别变得更加明显了，她内心要想做女孩子的愿望更加坚定了。在变声期，男孩子的声音开始变得难听。孝林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变成男孩子的声音，她努力模仿女孩子的声音说话，这样模仿着，内心也变得娘娘腔起来，动作和身体也逐渐偏向女性化。看起来“很柔弱，很好欺负”。
很多MTF跨性者都有类似的经历，在网络上有一套专门的教学方法，教授大家如何练习“伪声”。
这时，班级上的“中立势力”开始嘲笑她是“娘炮”，“邪恶势力”直接上手欺凌她。他们有一次拿绳子捆住她的手，拽着她在操场上到处跑。一天，孝林生气到极点，她说，“我要拿一把菜刀冲到学校，把你们都杀光。”
老师怕事情闹大，开始介入，将坏学生批评教育一番，“然后他们就不干了。”欺凌才算是得到了平息。
这时候，学校一位校长新上任。新校长很认真，一上任就重新分班，将所有的“坏学生”都集中到一个班，由他代课。孝林也被分到这个班，刚刚停歇的欺凌，换了一波人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了。因为九年义务教育，坏学生再坏也不能开除。
当时，她的成绩特别糟，老师天天让她去办公室补作业。因为小学写字少，成绩不过关。对别人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她来说都很困难。每天白天赶到学校，然后继续拼命补作业。
“那时候，晚上不敢睡觉，因为我眼睛一闭一睁就要开始忍受煎熬，我怕睡觉，一直到现在。”
直到上了职高，孝林也没有过得开心一点。她认为自己是女孩子，与女孩子一起玩，遭到男生的妒忌。后来女孩为了避嫌也渐渐跟她来往少了。
入学前，她希望转到计算机专业，家人请校长吃了一餐饭，最后，校长将她转到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她的期许落了空。
上课的时候，电脑坏了，孝林举手，自告奋勇要帮忙。老师拒绝了，说还是请专业的计算机老师来处理吧。
职高上了半年，孝林退了学，她跟家里人说想要去学编程。
阿升被孝林称作是“掀开被子的那个人”。
退学后，孝林辗转遇到了阿升，从阿升那里，孝林拿到了人生的第一颗药。这时，孝林与家里还有联系，她好久都没有回家，有一次回家，她问阿升要不要一起回去。回家的几天，她们还算玩得开心。
夜里打算离开家之前，孝林母亲过来找她，冲过去夺她的书包。母亲说：“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孝林感觉母亲夺走书包的动作非常用力，不正常，不像是单纯地想看书包里有什么。她没有让母亲夺到书包。然后，母亲摊牌，让孝林回家跟她好好谈谈。
母亲问：“你是不是吃药？”
“反正被出柜了呗，然后我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天白天，孝林肠胃不好，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完病然后给孝林母亲打了电话，说，“你这个孩子很不正常啊……”母亲和一个亲戚赶紧去网上搜索了一些信息，对她们来说，“吃药变性”过于耸人听闻，家里立马炸开了锅。
家人串通一气，告诉了一堆亲戚，一堆亲戚围着孝林坐着。孝林并不憎恨父母的责骂，她恨的是，为什么一直要到最后才来找她谈话。
谈完话，孝林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这时，按照孝林的话说，知道事情败露的阿升“被害妄想症爆炸了，非常爆炸”。阿升说，“我们必须要跑，我们必须要跑，必须要跑，你父母肯定会搞死我的。”
孝林说：“被她逼迫着，我们就跑了。然后我的父母就很急。”
着急中的父母慌不择路，甚至报了警。亲戚们迫于面子压力全体出动，即便是那种不去请就不一起吃年夜饭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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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升的舅妈是亲戚中唯一支持她的人，舅妈尝试缓和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帮她找地方住——舅妈支持她，但舅舅不支持，因此阿升无法住在她家。
后来阿升才知道，舅妈因为站在“理解阿升”的立场上，遭受了来自家族的很大压力，连过年吃饭都不带她，就因为她支持阿升。
“小时候，我妈就喜欢打我，反正，我从能打得过他们的时候，就会开始反抗。”
被赶出家门之后，阿升一直在微信上与舅妈保持着联系。去年年前，在舅妈的撮合下，阿升母亲来到水城看望阿升和孝林。阿升与母亲约在水城著名的购物商场，没有让母亲知道自己居住的地址。
“我的确是个很stubborn的人，很固执，”阿升觉得孝林对她的有些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她认为自己性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母亲。
“这件事闹得那么大，大家心里都知道。我妈她肯定不喜欢。所以这点我可能遗传我妈，我妈就是那种喜欢把事情搞大的人。”
据阿升说，母亲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微信上道歉之类的。母亲说，等她们现在租的房子到期了，就出一些钱帮她们租个更好的。现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阿升仍在观察。
水城的冬天很冷，商场里有一棵装点俗气的圣诞树。阿升的母亲为她和孝林买了新衣服，阿迪和耐克的运动衫，款式男女不分。阿升说：“我妈她一直觉得这牌子的衣服好，小时候就给我买。”母亲还细心地带给她们一份礼物——英国进口的面膜。
来水城之后，通过朋友介绍，阿升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工作日很忙，天天加班到深夜，但挣得也多。见到母亲后，阿升把自己的支付宝记录给母亲看，母亲看到两倍于自己的工资，似乎很惊讶。
阿升认为，母亲现在部分接受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混得还不错，甚至比那些亲戚、邻里街坊、别人家里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孩子还好。
阿升想证明自己现在过得很好，她炫耀性的说，体重又重了。“孝林跟着我吃好、喝好、玩好，没有受到亏待。”
她想以后和孝林一起出国做手术，所以拼命努力工作挣钱。国内手术需要很多证明材料，需要家人在背后支持。她想以后移居国外，寻找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她有很多事情要规划，要教孝林编程、要教孝林学英语……
孝林常常以阿升妹妹的身份出入阿升公司，一起参加公司的团建，照片出现在照片墙上。孝林偶尔会头疼，饭后身体不适。她去很多医院看过病，每个医生开的药方都不同，但都没什么用。她告诉医生自己在吃药的事情，但她觉得很多医生也不是很懂。
孝林才16岁，无法工作，也没有能力养活自己。阿升认为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学习。孝林的英语水平只够刚刚认识26个字母。她的未来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 ● ●
后记：
写稿的时候，孝林推荐了一篇网文，一部动画电影给我。
网文的内容是“蓝鲸游戏”，年轻而绝望的少年只有在网络死亡游戏中才能得到一点点他人的肯定；动画电影是《你的名字》，也是阿升和孝林近半年看过的唯一一部电影，电影中的主角跨越性别交换了身体。孝林揉着自己的胸，发现自己有了胸部，“这种异样惊奇的感觉和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一模一样”。
其中有一个情节：交换身体后，主角的奶奶一直能够分辨孙女身体里的灵魂是不是自己的孙女，父亲仔细看才能发现孩子的身体里不是孩子而是别人——只有从小养育，日夜相处的家人才知道孩子的灵魂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他的内心是一个女孩还是男孩，一开始难道父母从未发觉么？如果父母强行要将孩子的心理扭转让心理顺从身体，那么就等同将身体内的灵魂替换掉。都说父母之爱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到底是仅仅只爱一具流淌着自己血液的身体？还是爱一个亲自看着长大成人的灵魂？”
孝林是B站上的一个小小的UP主，也活跃在其他新兴社交网站上。圈子里有很多跟她类似的朋友，大家彼此鼓气。有伙伴说：“对于药娘来讲，致命的不是‘激素副作用’，而是‘没有内分泌医生指导滥用激素’以及更可怕的‘因家人、社会压力所导致的抑郁症甚至自残自杀’。”
有人在网上提问：“各位同性恋者、易性癖者，难道你们从来就没有怪过父母把你生来如此吗？”
孝林回答：“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吧，起码能去努力，能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文中针对MTF跨性别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全部使用“她”。受访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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